在2003年聯合文學獎小說類的決審上,評審鄭樹森和陳映真討論到這次的入選作品,用了許多重話,「喃喃自語的年輕人小說」、「只會盯著自己肚臍眼看的年輕人們」,鄭樹森說:這一代的文學是「我我我」的文學;陳映真認為決選的十多篇作品「是作者的獨白,喃喃講述充滿混亂、斷裂、無意義的、虛空的『故事』」。
2004年8月28日的中國時報上,恰巧有一篇陳映真的訪談,是陳映真在「夏潮報導文藝營」上談話的一些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其表現方式,但是對作家陳映真而言,他略帶感慨地說,「文學的時期快結束了」。
⋯⋯他談到當代青年創作者「弱體化、蒼白化」的成果,用慣常的低沈音調緩緩地說,他認為文學的時代快結束了。
「文學退化,影像、聲音成為『當下世界』的符碼,」他說:「托爾斯泰生在今日,大部頭的作品也會喪失大量讀者。」現在的創作流行輕薄短小,又以自我為中心,他因此形容這一代青年創作者「是脫光了衣服站在鏡子前面,凝視鏡中自己的身體與慾望」。
他以「現在式」與「自我中心」等當代消費社會的特性來印證他所見的青年創作者作品。過季的商品價格大跌,現在的青年人「只有現在式,不曉得歷史」,創作亦然。他說從青年創作者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他們讀的不多,不能成就崇高的文學」。
學者鄭樹森曾經指出,這一代的文學是「我我我」的文學。陳映真認同這樣的說法,並進一步加以解釋。前陣子他參與媒體主辦的短篇小說獎,決選的十多篇作品「是作者的獨白,喃喃講述充滿混亂、斷裂、無意義的、虛空的『故事』」。
繼續閱讀⋯⋯這段悲慘的感嘆由來已久,並不是這幾年才有的,種子早已埋下。碰巧這期的伊格言電子報也談到了陳映真。伊格言翻出了三年前《聯合文學》的陳映真特輯中,郝譽翔對陳映真的訪談,下面這段是伊格言所抄錄的,
(郝問)台灣七○年代喧騰一時的鄉土文學論戰,倡言的正是三○年代的「現實主義」和「文學為社會服務」的信念。日後檢討起來,卻被許多評論家以為是「意念先行」,傷害了作品的「藝術性」。我好奇陳映真同意這種觀點嗎?而在文學術語漫天飛舞的今天,是否仍對「現實主義」深具信心?
(陳答)「我們總習慣把現實主義視為板著臉孔的,淨說一些愁眉苦臉的事情。但事實上,現實主義的精神在塑造時代的典型人物和環境,來表現社會存在的具體矛盾,從而促使人們產生改革或是改造的慾望。最有名的例子便是中南美洲革命文學的變種,如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書寫技巧雖然魔幻,但意義十分豐富。這和現代主義是不同的。現代主義只是把審美絕對化,除了虛無以外,不屑於去談論生活的意義。又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受象徵主義影響很大,但作品所要傳遞的訊息卻非常清楚。因此,區別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不能光看技巧,要看的是作品背後的關懷。」
伊格言把這段訪談拿來對照2003年的決審會議上那番話,寫下了他的意見,
細繹其自白評析(區別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不能光看技巧,要看的是作品背後的關懷),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相較於「作品背後的關懷」(作品之主題意識,作品之政治立場,作品之「世界觀」),作品的書寫技巧是否師承現代主義之技術招式,其實並不那麼重要――只要其主題意識遠離現代主義,從而趨近於陳映真口中的「現實主義」,那也就可以了。
這當然是個值得討論的想法。我們先姑且不論技巧與主題能否截然二分吧(這當然是一個不適於二分而僅宜於「就其強弱程度而論」的問題),陳映真顯然對於(在他眼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學獎參獎作品所展現的高度同質性(且是喃喃自語的,如肚臍藏污納垢之渣滓的,現代主義式的同質性)感到不耐且不滿;在牢騷過了文學獎決審之後,意猶未盡,應邀再於聯合報副刊之上嗟嘆一番。這便是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兩種世界性的文學〉給眾多無知少年少女的諄諄教誨了:當然,眾所周知,兩次世界大戰後,在戰爭帶來的大幻滅中特別是五○年代產生過「反小說」或「新小說」,完全否定了十八世紀以降小說的現實主義,使用大量的內心、心理深層的獨白,廢除對人物心理的全知的分析與刻畫,捨棄統一有序的情節與結構,表現世界性大戰後人在心理、生存和自我(與彼此)認同的失焦。小說的語言與結構全面實驗化,人物失去信而可徵的質素⋯⋯這只要想起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吳爾芙這些六○年代初我這一代外文系文藝青年一知半解的閱讀、模仿過的作家,現在也覺得也不是什麼「新」的、神祕的東西。
但是問題還在那兒:為什麼新近會吹起這一股據說也沒人特別提倡的,類如五○年代法國「新小說」的並不見更高明的翻版?
陳映真批評了現代主義,而伊格言質疑的是,
如果我們暫且把目光投向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吳爾芙等等現代主義神主牌們,陳映真究竟覺得他們「表現如何」?陳映真是否也將一以貫之地鄙夷這些終日忙於喃喃自語、終日忙於與自己的肚臍眼奮戰不懈的作者們?講白一點,陳映真敢不敢很乾脆地斷言,諸如喬伊斯福克納吳爾芙之流者,蓋雕臍之小技,喃喃之自瀆,無甚可觀之處?
其實我是現代主義的信徒,對於陳映真的話並不是很能接受。縱使我也討厭近年來的我我我文學,然而,為了某種目的去服務的文學、特別是政治目的、更難以讓我忍受。我比較關心的是「故事好不好看」(雖然這是個含糊到很難討論的標準),而我討厭近年我我我文學的原因不在於它們喃喃自語,或是混亂、斷裂,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下還是能寫出好看的故事,而且那些人真的是搞砸了。然而,為了目的服務的文學,文以載道的文學,更容易把事情搞砸,我總是認為魯迅的東西太重了,而魯迅是陳映真年輕時所鍾愛的作家。我以為,文學不該為所為而為的,文學本身就是目的。功利主義的文學或為人民服務的文學縱然也生得出好作品,但令人倒胃的比例遠遠高過令人讚賞的比例。
當然,夏潮是報導文學營,所以陳映真講的話也是回到報導文學,
說了這麼多,「我不是發出道德的譴責,也不是指摘當下的小說創作是如何的不行,」他強調:「這些都是現在經濟結構及生活方式的結果。」
即使如此,他還是看見希望,並相信報導文學能夠成為文學體弱化的治療。他說,如作家藍博洲這種走出門外,在太陽下,在現場中而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展現了對人、對生活的關懷,正好是這一代青年創作者所欠缺的特質。
作家楊逵的名言是「用腳去寫作」,陳映真說這句話正是報導文學的精神,也就是多讀、多賞析、多出門作調查研究,也就是走向群眾、走到生活裡面去寫作。
我也愛藍博州,然而並不是因為他是報導文學,而對人的關懷也不必然得是報導文學,我熱愛的探偵小說家島田莊司,跟報導文學毫無關連,他甚至是以著華麗犯罪的新本格派偵探小說而著名,但他對人和對社會的關懷是非常巨大的,可能不深刻,不過依舊感人(這要看對深刻和感人的定義如何),對我來說,他其實是社會派偵探小說。好吧,我第一次看陳映真的〈夜行貨車〉時也非常感動,也確實被其中描寫的社會政治境況所打動,然而,我也不相信另一個作家以同樣的主題去寫可以造成同樣的力量。關於這點,我嘴吧拙,不可能講得比伊格言要來得好,所以只得再度無恥(並且超出「合理使用」範圍)的引用,
回到那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之上。在我看來,與其後諸如〈歸鄉〉、〈夜霧〉、〈忠孝公園〉等作品相比,〈山路〉很可能是截至目前為止陳映真最撼動人心的成功作品;較之如〈唐倩的喜劇〉等表現平庸者,那顯然更屬雲泥之別。我清楚記得我初讀〈山路〉之時所喟發的感動,其力量之遼闊荒遠未能以言語形容。但我也清楚知道,我的感動主要並不來自於我(於小說中)藉由「典型人物」體會了「社會存在的具體矛盾」;而至於「改革或改造的慾望」,我早在讀〈山路〉之前就有了,大概也未敢勞煩陳公映真之教誨。我的感動多數來自於少女蔡千惠(較諸其革命之決心)更為鍥而不捨的愛情與人道精神,是作者陳映真的大師手筆使我見識了小說佈局之精巧與自由,從而使得少女蔡千惠之堅貞真正有了令人鼻酸哽咽的力量。那是每一位至今猶堅持走在小說技藝這條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年輕創作者們最初與最終的熱情與信仰,(套用駱以軍的話)那麼孤寂、艱難而蜃影般美麗。文學之所以動人,不就是因為它大於政治、大於主義、大於智識、大於現實嗎?就對於文學的憬慕而言,那是一顆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戀愛著的心(切ない乙女戀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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